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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诺财富2025: 美国政治经济趋势分析

作者:

以诺产品部 - 高级分析师:George Hsu

投资总监:Erin Lin(CFA, CAIA)



内容导览

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改变世界经济格局的力量。对投资者而言,美国当前的经济状况以及是否为投资良机,存在诸多不确定性。本报告将聚焦于三个核心议题: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高额国债的相关风险,以及美元地位被替代的潜在可能。本报告旨在基于事实数据与现行政策,为投资者深入剖析美国市场。我们认为,尽管存在不确定性,美国依然是极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在对冲市场波动、把握政策扶持的新兴产业以及利用本土产业回流趋势等方面,均提供了重要机遇。



第一节:宏观经济概况

1.1 工业生产

2000年,美国、日本、德国和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的份额分别为26.5%、18.1%、7.0%和6.9%。到2024年,这四国合计仍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的约60%,但份额已变为:中国增至31.6%,美国降至15.9%,日本降至6.5%,德国降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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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中国的工业扩张主要通过吸收其他三大工业强国(美、日、德)的份额来实现。同时,中国持续升级产业结构,并将劳动密集型的中低端产能向东南亚等地区转移。


1.2 贸易逆差的视角与解读

2017年中美贸易战前,美国一半的贸易逆差源于中国。到2024年,中国的占比已降至25%,意味着其余75%的逆差分布于世界其他地区。这也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对全球所有国家(而非仅针对中国)征收关税的部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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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贸易逆差从2000年的约4000亿美元扩大至2024年的1.2万亿美元。对此存在两种视角。积极的一面是,逆差对应着全球对美国国债等美元计价资产的持续需求,这赋予了美国财政部更大的发债灵活性,也为美联储管理利率政策提供了更多空间。然而,消极的一面是,当前的高利率已急剧增加了偿债成本,而发债的潜在制约可能动摇外界对美元的长期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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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联邦政府债务

美国联邦债务已从1980年代占GDP的30-40%急剧攀升至2025年6月的120%(36万亿美元),显著超过2024年29.2万亿美元的GDP。美国国债总额中,国内持有部分占75%,外国投资者持有25%,其中日本是最大的外国持有者,但其持有量仅占总债务的3.3%。


2024财年的赤字高达1.8万亿美元,源于6.8万亿美元的总支出,其中主要项目为:社会保障(1.5万亿)、国防(1.3万亿)、州政府事务(1.1万亿)、利息支付(1万亿)、联邦医疗保险(9000亿)、健康福利补贴(6000亿)及其他(4000亿)。相比之下,以所得税和薪资税为主的财政总收入为4.9万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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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全球GDP占比变化

2000年,美国占全球GDP的30.3%,欧盟与英国合计占26.2%,日本占14.6%,中国占3.5%。到2024年,份额发生显著变化:美国占26.3%,欧盟与英国占20.5%,中国占16.9%,日本占3.8%。


日本的名义GDP在1995年最接近美国,约为其73%。同样,中国的GDP在2021年达到相对于美国的峰值,约为其75%。然而,由于自2021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11-12%,到2024年,中国的名义GDP相对于美国的水平已降至约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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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货币供应量

自2000年至2025年初,美国M2货币供应量增长约四倍,达到21.7万亿美元。同期,中国的M2从2000年的13.6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近二十倍,到2024年底达到307万亿元人民币(约合53.5万亿美元)。然而,由于两国对M2的定义及金融体系结构不同,这些数据不具有直接可比性。美国以直接融资为主,大量资产存在于证券市场而非银行存款,因此未完全计入M2。相比之下,中国的货币由大量外汇储备和黄金支持,其金融体系仍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为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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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收入差距与不平等

尽管美国整体收入有所增长,但收益被最富裕的家庭不成比例地攫取。目前,收入最高的1%人群的平均收入是最低的20%人群的139倍。自1980年代以来,顶层1%人群的收入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其他收入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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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特朗普政策及逻辑框架

特朗普在其竞选活动中反复强调其核心目标:为美国人创造高薪工作,同时减少贸易逆差并解决高额国债负担。他的许多政策都围绕着美国的经济改革计划展开。


其基本逻辑链条如下:

产业回流,实现再工业化 → 创造就业,减少贸易逆差 → 增加税收,削减国债。


遵循此逻辑,他的许多行动都围绕这一核心主题:

  • 打击非法移民,部分旨在减少劳动力供给,从而提高美国本土劳工的工资。

  • 征收关税,以迫使产业回流。

  • 拥抱传统能源以稳定通胀压力,并首访中东以确保国际能源价格符合美国利益。

  • 将贸易谈判与国内投资承诺挂钩。

  • 削减官僚浪费和公共开支。


特朗普政府认识到,全球经济体系在过去三十年已形成“路径依赖”。通过运用行政权力,本届政府正推行一种战略性的规则重塑,旨在重新校准全球经济架构,使其更符合美国利益。


此方法堪比19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时的历史性时刻——当时华府在未削弱美元中心地位的前提下重新定义了全球规则,从而确保了结构性改革在推进国家目标的同时,维持了国际社会对美国领导力的信心。


2.1 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对外关系重塑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以单边主义和放松管制为标志,取得了若干显著成果。他通过签署新贸易协定和退出旧有协议,重塑了部分国际关系。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达成的《美墨加协定》(USMCA)中,特朗普政府确保了一项关键条款:75%的汽车零部件须在区域内生产。此举强化了美国在区域贸易中的影响力,加墨两国均迅速接受了条款。


特朗普政府推行了一套以“快速执行”为特征的非常规议程,例如迅速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气候协定》和《伊朗核协议》,同时向北约盟友施压以增加国防开支。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以关税为杠杆,迫使中国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了第一阶段协议。总体而言,在此期间,美国经济与市场指标均呈上升势头。


强劲经济数据 (2017-2020):

1. 劳动力市场:

  • 失业率从2017年初的4.7%降至2020年2月的50年低点3.5%。

  • 新增约670万非农就业岗位。

  • 工资增长突破长期停滞,持续达到或超过3%(此前趋势约为2%)。

2. GDP增长:

  • GDP 年均增速保持稳健,2017 年为 2.3%,2018 年达到 3.0%,2019 年为 2.2%,实现了特朗普竞选时提出的增长目标。

3. 金融市场:

  • 道琼斯指数从约20,000点升至29,000点以上(疫情前)。

  • 标普500指数上涨近50%,纳斯达克指数飙升超过75%。


第一任期的这段经历,很可能增强了他在第二任期迅速推行政策的信心。例如,他在上任一周内便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至少10%的普遍性基准关税。在所谓的“解放日”,特朗普建立了互惠关税机制,旨在对等反制其他国家对美国产品施加的关税或无形壁垒。这种做法无视了各国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的根本差异,人为地制造了一个“公平”竞争环境,但这在美国占据全球产销网络主导地位的背景下,尤其不利于小型经济体。这项政策代表了美国全球贸易关系的根本性转向,其影响范围超越了与中、加等主要伙伴的双边关系,重新定义了与所有贸易国的交往模式。


这些政策共同构成了对多边贸易原则的战略性背离,尤其是系统性地削弱了二战以来支撑全球贸易体系的最惠国待遇条款。本届政府的做法将美国的经济优势和战略竞争置于互惠交往之上,这不仅加速了全球贸易分裂为相互竞争的集团,还可能因贸易壁垒增加和供应链中断而抑制伙伴国与对手国的经济增长。


2.2 通过《大而美法案》推动内部去监管化

《大而美法案》(The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通过削减开支、定向投资和税收改革的组合拳,对美国预算进行重大结构性调整。医疗补助、食品援助和州福利补贴等社会项目面临大幅削减和更严格的资格审查。这些措施旨在减轻财政负担,并优化国内税收环境以吸引投资。为部分抵消成本,法案引入了新财源,如对私立大学征收更高的投资税、对海外汇款征收1%的税费,以及预期的关税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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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税务基金会预测,该计划将在未来十年内创造近100万个就业岗位,并使年度GDP增长约0.8%。然而,国会预算办公室估计,这些措施也将在同期使联邦赤字增加近3万亿美元,国债可能增加3-4万亿美元。


不过,要精确量化该法案将产生的赤字十分困难,因为预测依赖于统计和经济模型。这些模型虽逻辑严谨,但其前提是“所有其他变量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只有在美国发展轨迹保持一致的情况下,GDP增长和财政赤字的预测才有效。而在现任政府治下,这一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政府频繁变更政策规则,引入了巨大的不可预测性,使得长达十年的预测存在极大误差空间。


2.3 降低公司税率以吸引投资者

作为提升美国经济竞争力战略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已将监管改革置于优先地位,包括大幅降低公司税率。目前法定税率为21%,特朗普总统更进一步表示,支持将设在美国本土的工业和制造业业务的税率降至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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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项税收政策的目标是吸引并留住商业投资,强化国内供应链,将美国打造为全球最具吸引力的企业运营地之一。这一举措反映了政府致力于利用财政政策作为工业复兴和长期经济调整的工具,尽管关于税收激励、联邦收入和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权衡辩论仍在继续。


2.4 联邦公务员体系缩减

作为其更广泛的放松管制议程的一部分,本届政府已在多个机构中削减了约30万名联邦雇员。这一精简举措与旨在减少监管壁垒、刺激对美投资的政策战略性地保持一致。在裁员的同时,政府还重组或撤销了特定的监管机构,从而导致:


  • 对冲基金和私募股权等金融领域的监管放松,并可能允许退休账户投资于另类资产。

  • 简化人工智能(AI)基础设施项目的审批流程,放宽对AI开发和部署的限制。

  • 为加密货币创造更有利的市场环境。

  • 放宽传统能源生产政策,并简化环境法规。

  • 简化军事装备的出口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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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联邦债务问题的再审视

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战略结合了关税政策、监管改革和税收重组,以应对联邦债务的可持续性问题。其关键一环是通过修改税收政策,在降低整体税率的同时扩大税基。政府旨在通过增加纳税人数量而非提高个人税负的方式,创造额外财政收入以削减联邦债务。


历史上,基于美国不会违约的假设,美国联邦债务一直被视为零风险投资。其发行量通常与联邦基金利率呈反向关系:低利率时期扩大借贷以锁定低成本融资,高利率时期则收缩。然而,当前环境标志着对这一模式的急剧背离。尽管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接近4%的高位,但在持续的结构性赤字驱动下,债务发行仍在迅速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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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联邦债务何时构成系统性风险?

美国联邦债务的可持续性可通过三个维度评估:本国人持有比例、相对于经济体量的债务负担以及利率水平。本国人持有比例:约75%的美国国债由本国人持有,这降低了外部脆弱性,并通过一致的国内激励机制增强了稳定性。债务与GDP之比:若剔除美联储的持有部分,该比率约为100-110%,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宾大沃顿预算模型等机构认定的危险阈值(160-200%)相比,仍在可控范围内。利率水平:货币政策环境,特别是利率高低,直接影响偿债成本和再融资风险。当前的高利率构成了财政挑战,但美联储降低利率的能力仍是维持中期债务可持续性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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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出现的经济风险驱动,特朗普政府已加强了要求美联储降息的呼声。此举基于几个关键因素:国债利息支出现已占联邦预算的14%,超过了13%的国防开支;通胀已从三年前9.1%的峰值显著回落至2025年7月的2.7%;同时,失业率已开始呈上升趋势,7月达到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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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近期对联邦债务的担忧加剧,但至少在目前,美国国债仍被全球投资者视为低风险资产。美元作为世界主导储备货币的地位支撑了这一点:全球超过80%的外汇交易、近一半的国际贸易结算以及约60%的央行储备均以美元计价,这为美元资产创造了内在需求。此外,美国国债市场的高流动性(日交易量超1万亿美元)为投资者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灵活性,而其透明独立的法律体系也进一步巩固了投资者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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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加密货币引论

在过去十年中,加密货币市场已日趋成熟,成为全球投资者公认的合法资产类别。在美国等国家支持性监管政策和其日益广泛采用的推动下,市场对数字资产的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随着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不受监管地流通,美元的地位是否会被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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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加密货币引论

在过去十年中,加密货币市场已日趋成熟,成为全球投资者公认的合法资产类别。在美国等国家支持性监管政策和其日益广泛采用的推动下,市场对数字资产的信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引发了人们的担忧:随着加密货币在全球范围内基本不受监管地流通,美元的地位是否会被取代。


3.1 维护美元国际地位的政策工具

2025年7月18日签署的《GENIUS法案》(全称“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引导与确立法”),要求稳定币必须持有100%流动性储备,并需每月公开披露储备构成。这些储备不得被质押或再质押。此外,该法案将稳定币界定为数字资产,而非数字货币或法定货币,并禁止此类数字资产从事任何形式的投资或融资功能。因此,稳定币必须与美元挂钩,而不能替代美元本身。


此外,《数字资产市场清晰化法案》亦已签署,该法案将数字资产分为两类:数字商品(高度去中心化,其价值源于区块链系统,对发行方依赖极低),以及数字证券(符合特定标准的所有权凭证或投资合约)。这一分类明确了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与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监管权限。此外,《反央行数字货币监控国家法案》也已签署,以禁止美联储发行中央银行数字货币(CBDC)。这些政策旨在支持数字资产的创新,并推动美元支持的稳定币在支付体系中的应用与普及,使美元在数字市场中得以广泛流通。


3.2 港元的范例

在香港,银行在发行港币时,必须按照7.8港元兑1美元的固定汇率持有1:1的美元储备。这一机制确保了港币的长期稳定,但同时放弃了货币自主权。这与美国试图以美元作为稳定币支撑的做法相似,本质上将美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力延伸至数字货币和数字资产市场。通过利用其监管权力巩固美元在数字时代的地位,美国得以在结构上复制香港美元联系汇率的主导效应,并使其货币政策间接渗透至全球数字市场。


在面临恶性通货膨胀危机的国家(如委内瑞拉、尼日利亚),个人或企业可能更倾向于在交易中采用美元支持的稳定币,而非其央行发行的货币。借助发展中国家货币价值不断削弱的趋势,美国将试图控制并强化全球对美元的需求。其他国家发行的稳定币,因合格储备资产类型受限以及监管框架不够完善,可能难以与美元支持的稳定币竞争。


3.3 美元的虚实结合-以美元背书其他商品的历史先例:石油美元

美国素以全球经济的开拓者著称。1971年,在尼克松总统领导下,美国放弃金本位制后,许多人对美元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产生了怀疑。然而,美国随后通过与沙特阿拉伯达成协议,在这一时期将美元确立为石油的定价货币(“石油美元”),重新巩固了市场对美元的需求。通过将美元锚定于原油,这一体系确保了所有石油进口国必须持有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完成交易。


3.4 巩固美元的统治地位:实体资产代币化(RWA)

美国三大数字资产法案推动稳定币与实体资产代币化(Tokenization)。房地产、办公楼股权、股票、债券等均可被代币化为与美元挂钩的数字代币,从而扩大美元锚定资产在去中心化金融中的应用。当前全球稳定币存量约 2500 亿美元,其中 >99% 由美元背书,几乎不存在实质性竞争。最终目标是将更多有形资产与美元绑定,强化美元在数字时代的主导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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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全面统治的逻辑:美元与美国资产的相辅相成

美国当前的政策反映了一种战略转向,即通过传统经济手段和数字创新来巩固美元霸权 。征收关税和减税是为了吸引企业投资 。然而,政府认识到,贸易逆差收窄可能会限制外国实体再投资回美国市场的传统渠道 。因此,美国正积极推动资产代币化,通过提供美国资产,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代币化份额,从全球加密经济中吸引资本,确保资本的稳定流入,从而巩固美元的强势地位 。通过区块链技术提供美国资产的部分所有权,美国确保了外国资本的持续流入,从而支持美元的强势以及美国资产的价值 。


3.6 总结投资人对美国资产的三大疑虑:关税,国债和美元的地位

  • 美国的关税影响:关税是一种战略工具;虽然短期内会扰乱全球市场,但美国可以利用它来吸引投资并减少赤字与国债规模。

  • 美国的高国债:短期风险有限,因全球仍强烈需求美债;长期稳定性取决于财政改革与新法案的增收成效。

  • 美元是否会被其他货币取代:美元的地位在未来几十年内依然稳固。其韧性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创新,以及无与伦比的国际需求,为其潜在竞争者设置了极高的壁垒。



第四节:美国投资前景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全球资本市场波动加剧,市场波动加大,政治对经济事务的影响日益剧增。这种环境促使许多投资者重新评估在美国的投资活动。以下分析将深入探讨这些发展对美国市场的影响,并识别当前政策的核心思路。


4.1 401(k)制度规则的再定义

2025年8月7日,特朗普政府宣布将推动让所有401(k)投资者能够投资另类资产。这项政策变化将为美国民众提供更多元化的投资选择,如房地产、加密货币和私募股权,以实现更稳健和安全的退休财务成果。该计划的细节将于2026年初公布。根据政策方向,我们认为流入另类资产的新增资本可能在6000亿至1.2万亿美元之间。


4.2 对冲基金与下行风险对冲

对冲基金以绝对收益 (α) 为目标: 与主要追求相对收益 (β) 的共同基金不同(即在牛市中力求跑赢市场,在熊市中尽量减少损失),对冲基金采用以 α 为驱动的策略,旨在在任何市场环境下都实现正向回报。这一策略在不确定性加剧和市场修正风险上升的环境中尤为有效,使其能够提供超额收益。同时,这种方法也使其相较于传统股票和债券具备更低的波动性。


风险缓冲作用:对截止2024年12月的十年期数据分析显示,在股票和债券市场表现最差的10月中,对冲基金综合指数(HF Composite)扮演了有效的风险分散和缓冲角色。即使在债券市场承压的时期,对冲基金也能创造Alpha收益。最显著的例子是在2022年,当全球股票市场下跌20%时,对冲基金综合指数的回撤幅度仅为-2.4%,极大地保护了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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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

在充满不确定的全球经济中,识别出以下几点核心的确定性:


  • 市场持续波动: 特朗普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将继续驱动市场波动。此外,自2025年6月至8月,美国股市屡创新高,使投资者对回调风险日益警惕。


  • 政策持续支持AI与加密货币: 为维护美元霸权,美国政策将继续支持人工智能和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和资产的发展,为相关基础设施投资、发行方和交易平台创造有利环境。


  • 产业回流与境内投资增加: 美国的关税政策与境内投资承诺明确挂钩,产业回流将推动新一轮的住宅和工业地产需求。然而,自2022年以来美联储维持的高利率已导致新开工项目停滞,意味着相关供给需要时间才能恢复。



风险披露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产品涉及多种风险,可能导致部分或全部本金的损失。本文讨论的策略和市场观点可能会受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风险因素的影响:


  • 市场风险: 证券的市场价格会因经济、政治及特定市场因素而每日波动,无法确保任何投资策略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 流动性风险:某些投资可能投资流动性较差或为非流动性投资,意味着它们可能难以在合理时间内出售,或出售时价格可能会受到重大影响,可能无法在接近其声明价值的价格出售。

  • 资本风险:某些投资可能包含较高的风险,包括完全失去资本的可能性。投资者可能无法收回初始投资金额,且过去的表现无法预测未来回报,实际结果可能与历史结果有客观差异。

  • 信用及交易对手风险: 发行人或交易对手可能无法履行其财务义务,进而导致损失。

  • 汇率及政治风险: 投资海外市场可能因货币汇率波动、政策变化或政治不稳定等因素而面临额外风险。

  • 集中风险: 投资组合如果过于集中于特定行业或资产类别,其单一投资标的的财务状况或市场价格波动可能会对整体组合产生较大影响。

  • 衍生工具及杠杆风险: 使用衍生工具或杠杆策略可能放大投资的收益和损失,同时引入估值风险、相关性风险以及交易对手风险等其他风险因素。

  • ESG及影响力投资风险: 融合环境、社会及治理(ESG)或影响力投资因素的策略,如市场对相关主题或行业的情绪发生转变,可能导致其表现与广泛市场基准存在较大偏离。

  • 信息或经营历史缺乏:投资于缺乏经营历史或相关信息的豁免证券可能带来额外风险,因为缺乏足够的数据来评估其稳定性、管理或历史表现,且未经过验证的历史记录增加了不确定性和潜在的不可预见的挑战。


投资者应认识到,上述以及其他潜在风险可能导致实际投资结果与本文讨论的目标存在显著差异,所有投资均存在固有风险,包括可能导致本金损失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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